为什么HK的地位无可替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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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HK问题，我会愿意先从预期问题谈起。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预期。如果预期糟糕，则人们不会再投资。政治同样是一个管理预期的艺术。高超的国内政治，就是要把各种利益不同的群体整合起来，达成一种基于共识的秩序；这需要各种群体对于未来有稳定预期，能够期待一种“帕累托改进”。高超的国际政治，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，能够争取到足够多的盟友，以便形成对自己最有利的国际格局；这也需要能够让盟友形成稳定预期，愿意与自己合作，而不是让盟友提防自己随时变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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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帮助人们形成稳定预期的，并不是诱人的经济回报，而是实在的法律规则。对预期而言，经济回报是“鱼”，法律规则是“渔”。是否能获得“鱼”，有着各种偶然性；一旦有了“渔”，偶然性就大幅消除。国际政治层面的法律规则，载体之一就是各种国际条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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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规则是抽象条文，它的实际生命力如何，取决于政治上是否认真对待它。如果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对待国际条约，仅仅把它当作可以用来钻的空子，就是用“鱼”的思路来对待“渔”，进而无法让其他国家对你的“渔”形成信任，最终吃亏的是自己。这也是我在前面的札记里反复讲国际上互信关系重要性的原因（回顾：为何不应说“有本事别买我口罩”？），是互信关系让法律规则/国际条约真的成为“渔”。甚至，在有互信关系的情况下，即便国际条约还没跟上，也能有稳定的预期并形成事实上的深度合作关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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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说回到内部的法律问题，HK在中国内部有着独特性，是不可替代的。HK是中国境内唯一施行普通法（又称英美习惯法）的地区，与普通法体系相对的就是大陆法体系，欧洲的大陆国家、中国等等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。中国通过HK，就有着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连接的接口。中国可以通过HK，来影响国际资本市场，反过来也可以通过HK，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，HK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时一个重要的借力打力的支点。虽然美国刚刚取消了HK的特殊贸易地位，但是HK在资本市场上的这种地位至少在名义上还存在，不过由于预期/信任遭遇严重侵蚀，这个地位也已经遭遇严重侵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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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HK的普通法传统如此重要，在于普通法和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很不一样。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，要好过大陆法。所以，普通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，就更愿意自己去资本市场上冒险。而大陆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，则更愿意抱大腿，通过银行来理财，因为银行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更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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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金融市场为例，在普通法地区，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，远远高于间接融资市场，大陆法地区正好反过来。直接融资市场就是股市、债市、期货市场等等，中小投资者个人直接买卖股票、债券、期货，进行投资理财。间接融资市场就是银行，中小投资者把钱存在银行，或者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，银行再代替中小投资者个人来进行投资理财。所以，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，都在普通法地区，比如纽约、伦敦、HK、新加坡，最重要的期货市场也在普通法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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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大陆法地区的股市规模也很大，比如东京证券交易所、欧洲证券交易所，规模大过HK证券交易所，但这是因为前两个股市所依托的本国经济规模大，并不是因为它们有能力从全球广泛吸纳资本。普通法地区的股市则可以从全球广泛吸纳资本。所以，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，市场深度更大，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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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国家的商人之间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，如果各自的法律规定有冲突，双方也经常约定采用普通法，来保障合同的执行。几乎可以说，普通法体系就是规范整个海洋世界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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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HK具有一种重要的二元性。一方面，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；另一方面，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秩序。这样一种二元属性使得HK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枢纽，其作用在中国内部独一无二，无可替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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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光看到深圳的GDP超越了HK，就以为深圳可以取代HK。两个城市在经济意涵上有着质的差异，量的多少在质的差异面前，根本不重要。所谓的“中国想让哪里成为金融中心，哪里就能成为金融中心”，基本上属于呓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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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的这种特殊地位，基于其普通法逻辑；而普通法的运转，又是基于大社会小政府的逻辑，以及背后的一整套生活方式。这些是大陆法地区感到很陌生的，却是必须意识到的一种质的差异。如果希望能够拥有HK这样一种接口，就需要尊重普通法的一系列法理逻辑，及其所依托的生活方式。否则的话，就得承担失去这个接口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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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网络舆论中还能感受到，国人看待HK的时候，总还是有着一种深切的屈辱史观，HK经常是被嵌入在一种单向度的殖民、屈辱的视角下来理解的。因此，在网络舆论中，很容易通过对英国人留在HK的普通法秩序的挑战，而获得一种扫除屈辱的快感。这种网络快感要付出很多代价，已如前述；快感所依托的屈辱史观，则值得进一步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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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的讨论主要是在分析中国应改进的问题，这绝不是说其他国家没问题。但是过多指责别国意义不大，就好比做生意时遇到麻烦，好的管理层不会把精力放在指责竞争对手上，而是放在反思自己是否本应做得更好上。这种反思才能让自己真正地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；至于对手的问题，如果真是问题，市场迟早会教它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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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庸讳言，中国近代史上确有很多屈辱，但近代史还有着更加宏阔得多的面相。如果仅仅抱持屈辱史观，则这些面相都会被遮蔽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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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系列历史研究已经表明，在清代中期，中国人口过度膨胀，已经陷入一种“内卷化”困境，也就是说，劳动力过剩导致其过于便宜，从而无法内生性地出现技术跃迁，也就无法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。过剩人口靠农业经济无法消化，但正因为人口过剩，又无法内生性地进入工业经济，这就进入一个死循环，似乎只剩剧烈的社会动荡引发人口剧减一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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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死循环的办法也是有的，比如从外部引入新技术，进而激活出工业经济，推动中国历史演化至新的阶段。在当时，能够带来新技术的唯有西方，新技术的进入和贸易过程相伴随。中国是在西方枪炮胁迫下加入世界贸易的，这里面当然有屈辱，但是更要看到这个过程对于中国走出死循环的意义。这与任何参与方的好心或坏心都没关系，只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，恰当地理解到这一点，才能恰当地理解历史，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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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秩序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变化会出现。过剩人口只有在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致“内卷化”，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，却会转为一种竞争优势。因为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，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比较优势，过剩人口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有着巨大优势，这也就打开了一种更宏阔的潜在可能性。这种潜在可能性如何现实化，还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，“革命”也成为其现实化过程中难以绕开的一步；但毫无疑问，在与西方的历史互动过程当中，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，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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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一种新的视野之下，重新观照中国近代史，就会发现，屈辱毫无疑问是存在的，但是单向度的屈辱史观，实际上遮蔽了更加重要的历史面相，相当于用一个指头遮蔽了九个指头。这样一种遮蔽，使得我们无法恰当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，也会严重地扭曲中国的国家目标的表达，以至于复仇成为目标。这是近年来网络上各种战狼式情绪的根本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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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狼式情绪对外就会表达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，这会让世界对中国充满疑虑。之前类似于用待出口的口罩擦脚这种战狼视频，传播到海外，其负面效应大过多少次的正面努力。其他国家不知道中国会如何使用自己的强大力量，不敢相信中国对于“渔”的承诺，只能看到中国对于“鱼”的诉求。中国的各种努力无法获得国际的信任，乃至被恶意解读。层层恶性循环展开，陷入了各国在信任关系上的“塔西佗陷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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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强调，其他国家当然也有问题，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反思，不是把精力放在指责竞争对手上，而是放在反思自己是否本应做得更好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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